上午9点，广州康乐东约南大街一家快餐店里，30岁左右的服务员坐在矮凳上，手里熟练地削着茄子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热闹的招工场景：几十个制衣厂老板一手拎着样衣，一手举着工位需求的纸板，肩并着肩站着，从康乐桥往东绵延七八百米。

老板的对面围着上百个工人。这百来人挤在一条宽五六米、长不到一公里的街巷里，挑着不同类型的衣服。这一挑，将决定工人这天会去哪个厂，做哪道工序，以及挣多少钱。

不是万不得已，电动自行车都不敢随便驶入。载着布料的小货车实在避让不开，得一路鸣笛才能挤出一条“生”路。如此盛况在康乐村、鹭江村持续了有近20年。如果没有一纸规划，这样的场景可能还会延续很多年。

12月4日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挂出了广州海珠区凤阳街凤和（康乐村、鹭江村）更新改造项目公告，改造范围内总建筑面积335.94万平方米，改造投资总金额约为346.67亿元，其中复建安置资金约250.77亿元。

这是广州城市更新挂网招商以来，截至目前投资总额最大的旧改项目。如果一切顺利，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安置地块上的房屋拆卸。

不停运转的纺织机声音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此停下。

“拆只是时间问题”

凭借临近中大布匹市场的地理优势，鹭江村、康乐村成为广州地区制衣业最大聚集地之一，估计有超过1万家店铺、超过1万家制衣厂，聚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，95%以上是外来人口，且大部分人来自湖北，因此被称为“湖北村”。

一条纺织产业链，在“湖北村”形成了一座不夜城。

布匹市场和制衣厂距离短，交货周期也就一两晚，这里成了24小时不停转的大型制衣工坊，老板忙着招工，工人忙着赶工。

逼仄的车间里缝纫机不停运转，昏暗的仓库堆满了刚成型的衣服，运着布料的电动车在窄巷里飞速驶过，地上的碎布料、棉絮、垃圾随风扬起，若不是戴着口罩，路人都得捂着嘴走。

200平方米的制衣厂不算敞亮，对于工作环境，老板周闻（化名）不太在意。他的眼里只有工期，盯着30个工人手里的进度，心里做好了打算：到深夜还做不完，就去外面再招几个临工，“凌晨两三点，还有大把人守着等”。

深夜的等待还能持续几年。

根据公告，鹭江村、康乐村改造方式将通过合作改造模式对旧村庄全面改造。待用地手续完善后，合作企业按照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规划，拆除重建实施改造。

具体至实施时间，2021年6月30日前将完成片区策划方案、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审批；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安置地块的房屋拆卸；2023年12月31日前全部安置房开工建设；2025年12月31日前将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。

“这次即使真要拆，也不会那么快。”在这里工作12年的周闻嘴里这么说着，但他也深知，“拆是肯定的，只是时间问题”。

“湖北村”大大小小的告示栏里，贴满了“制衣厂转让”的告示。在这个追求效率的地方，逐利的老板比谁都更容易嗅到利益的味道。

时代周报记者拨打了多个转让电话，制衣厂老板各有不同的说法：太累了不想干，赚不到钱；想把小厂房换成大厂房。转让理由虽有不同，但对旧改的想法都是一致的，“旧改涉及拆迁赔偿问题，至少五年拆不了”。

“我们就是最后一波接盘侠。”周闻2014年花了20万元转让费盘下这个厂房，现在订单稳定了，也就想换个更大的，但他知道现在厂房肯定转不出去。“旧改对想租厂房的人和准备转出厂房的人肯定是影响最大。想进来的人不敢进，明知道这里要拆，就不会再顶手厂房。”

顶着“最贵旧改”的光环，湖北人在“湖北村”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。

“只要不低于20万元，我都愿意转让！”湖北人陈春虎花了23万元拿下200平方米的厂房，想换300平方米的厂房扩产多赚点钱，但转让广告都贴出去两个月了，还没能转让出去，“本来可以开价35万元，现在因为拆迁都压下来了，结果还没转出去。”

制衣厂老板在压缩利润空间，打工者在担心生存空间。48岁的湖北荆州人秦凤兰给一家制衣厂工人做饭，一个月收入2500元。她反复向时代周报记者确认：“这里确定要拆了吗？什么时候拆？拆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重建一个祠堂就行”

这一片土地，不仅有湖北人赖以生存的机会，也是本地村民重生发展的机遇。

1993年，一批广州服装加工厂涌进鹭江村，租下民宅做加工厂：二楼加工，三楼住人。村里加工厂日渐增多，出租屋供不应求，村民洗脚上田，大规模加建楼房，由原来的三层半加建到五六层。租金几乎成为村民所有经济来源。

如今，旧改似乎给这里一个新的发展机遇。公告显示，项目有明确产业导入的内容与要求，保证项目建成后产业导入有实质性成效；竞得人还需承建华盛南路道路大修工程、叠景路临时维修工程、凤江小学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、客村小学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、逸景第一小学本校区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等。

对本地村民来说，旧改自然是双手赞成的。

“肯定想旧改啦，上面要怎么改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历史的车轮都是滚滚往前的。”12月12日下午，一位本地村民在祠堂内对时代周报记者说，“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拆完祠堂后，要帮我们重新修建一个。”

数十万个来往其中的湖北打工者，只是他们在“湖北村”的身份标记。再丰富或再枯燥的故事，早被这里的生活同化，就如一件件绝无二致的成衣，加上密封的包装袋。无论旧改与否，它们都不属于这里，迟早要被送往远处。

“要拆就拆吧，赚的不是我，亏的也不只是我。”周闻知道，“湖北村”旧改跟自己最有关系，但也最没关系。“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安身的地方，心不稳，没有归属感。”

对他们来说，这里离生存很近，但离生活很远。

“买不起附近的房子，买到周边城市也不太现实，不可能每天跑来跑去，只能一心想着，赚到钱了回老家。”周闻笑着说，“只能拼命地工作。但灵魂在哪？肯定不能安放在这里，安放不了的。你说，归属感从何而来？”

但有人依依不舍。“还是有感情的，我在这打工20年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，舍不得离开。”正在找临时工的湖北人胡希说，真要拆也只能到其他地方去，“没办法，我们也要生存。”

“大环境就是这样，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，对我们工厂来说，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希望政府能帮我们做个规划，比如说整体搬迁至某个地方重新生产。”周闻说，“对我个人来说，还是比较遗憾，从青年小伙变成油腻大叔，所有青春都在这里，只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创业了。”

周闻的打算是做一天算一天，“我们船小好调头”。明年，他要在房顶做一个隔热层，再装两台空调，拆掉一间办公室，加装八九台机器，需要投入五六万元。“客户稳定，肯定不会亏本，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，现在想在拆之前，能多捞点就多捞点。”